中宏網北京11月18日電(記者王鏡榕)"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中國國家領導人深刻指出,越是面對挑戰,我們越是要遵循歷史前進邏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呼應人民群眾期待,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30年前,黨中央對浦東開發開放高度重視、寄予厚望,強調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要求浦東在擴大開放、自主創新等方面走在前列。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 趙秋運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置身百年未有大變局與改革開放新起點,浦東三十年開放經驗怎么看?未來如何實現新的高質量發展?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企業發展部副主任趙秋運就相關話題接受本網專訪。
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中宏網記者:《講話》從構建新高地、新動力、雙循環格局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您對十四五時期,浦東更好貫徹上述要求,持續推進開發開放有何建言?
趙秋運:要始終堅持浦東開發開放的正確方向,把浦東新的歷史方位和使命,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中加以謀劃,放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謀劃,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具體而言:
第一,將改革與發展相結合。在十四五期間,浦東要在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上率先試、出經驗。要探索開展綜合性改革試點,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從事物發展的全過程、產業發展的全鏈條、企業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出發來謀劃設計改革,加強重大制度創新的充分聯動和銜接配套,放大改革綜合效應,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第二,將創新與開放相結合。在十四五期間,浦東要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制度,確保自主創新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而且要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要優化創新創業生態環境,疏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雙向鏈接的快車道。聚焦關鍵領域發展創新型產業,加快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
第三,將產業與數據相結合。在十四五期間,浦東要充分發揮數據稟賦與產業的結合,賦能"智能造"升級。不斷深化5G、人工智能及工業互聯網等技術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以點帶面地引導重點領域開展新興技術賦能行動。
第四,將領頭與區域協同相結合。在十四五期間,浦東要發揮"領頭羊"的作用,著力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給、高質量產品供給、高效率資金供給,更好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要更好發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作用,對標最高標準、最高水平,實行更大程度的壓力測試,在若干重點領域率先實現突破。充分發揮在長江三角洲和長江經濟帶中的作用,要加快同長三角洲地區和長江經濟帶共建輻射全球的航運樞紐,提升整體競爭力和影響力。圍繞智能芯片、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醫療等重點產業領域,引進培育具備國際先進水平,掌握核心技術的人工智能和5G標桿企業,打造張江、金橋、臨港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特色大數據密集型智能產業集聚區。
引領長三角一體化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
中宏網記者:浦東近年來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您對浦東打造世界級的產業集群,推動區域經濟和產業協同發展,舞好龍頭,發揮在長江三角洲和長江經濟帶中的領先作用有何建言?
趙秋運:在中國開放發展的戰略版圖上,上海一端連接長三角、長江經濟帶,面向內陸;另一端則緊鄰太平洋,溝通世界。浦東30年開發開放,不僅打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高地,而且帶動了長三角乃至長江經濟帶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未來,浦東應該依托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以及人工智能等主導產業,積極形成產業集群,領頭長三角一體化。在一體化過程中,浦東應該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長三角一體化使浦東形成有效產業集群,將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進而推動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具體而言,浦東應該堅持擴大總量與提升質量并舉、新興產業與智能產業齊抓,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浦東應該舞好龍頭,引領長三角一體化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在擴大開放、自主創新等方面走在前列,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深化省際毗鄰地區協同發展,完善長三角軟硬基礎設施,實現與長江三角洲和長江經濟帶等地的多點對接。
【專家檔案】趙秋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企業發展部副主任,研究員,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助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曾在Sustainability、THEANNALSOFREGIONALSCIENCE、《金融研究》等核心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著作《中國道路與農民工創業》《中國道路與人口老齡化》《中國道路與民營企業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研習方法》等,曾獲全國經濟學博士后學術論壇一等獎、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獎學金、上海青年經濟學者論壇二等獎等國內外30余獎項。曾主持或參加國家自科基金、國家社科基金以及地方政府智庫類項目,受到省部級領導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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